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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两篇经典著作 的写作背景及深远影响

作者: 何小文  来源: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发布时间:2019-04-03  浏览数: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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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撰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著作的时候,正是革命处于低潮之时,加之各种矛盾日益突出、根据地又接连遭受重创、斗争形势愈趋复杂多变。毛泽东立足于亲身经历和长期的革命实践,从战略的高度以理性的思维精辟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系统地概括和总结了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历史经验,科学地论述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初步而明确地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并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澄清了军民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模糊认识,排除了错误思想的干扰,化解了深层次的多种矛盾,进而破解了中国革命发展的难题。

  一、毛泽东两篇经典著作诞生的时代背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是 1928 年 10 月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即《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会议决议案》的一部分,原名为《政治问题及边界党的任务》,后经毛泽东多次亲自修改,标题改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而《井冈山的斗争》是毛泽东在 1928 年 11 月,代表中共井冈山前委起草的对中央的报告。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时,这个报告正式定名为《井冈山的斗争》。如果说,一部好作品与诞生它的这片土地是分不开的,那么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撰写的两篇经典著作同样是与井冈山时期的特殊背景和特殊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并且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这个特殊环境下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再对之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和升华后的丰硕成果与智慧结晶。为了求证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一次回溯历史,并论证这两篇经典著作诞生的时代背景和由来。

  ( 一) 从当时的斗争需要来看,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但领导层对斗争的性质和方向的认识上存在着很大差异,并对井冈山斗争产生了不同影响,因而促使毛泽东必须从实践中积累经验,然后进一步对之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和升华,并为日后的斗争做出正确的指导

  1927 年 8 月到 1929 年间,党领导的城市和农村的大小起义近百次,受传统的“城市中心论”的影响,那时的起义,无论是在城市发动的,还是在农村举行的,大都是以攻占城市为目标。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国民党凭借其掌握的强大武装力量,占据了所有的城市。他们在城市中建立了强有力的政权,实行白色恐怖,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革命力量受到致命的打击,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在这样的情况下,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实际上已不可能,必须寻找一条新的革命道路,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

      秋收暴动后在浏阳文家市会议和莲花宾兴馆会议上,部队都在讨论进军方向问题。在这个关乎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表现出一位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他坚决反对少数同志提出的继续攻打大城市的错误主张,认为在当时情况下这样做是很不适当的,并明确指出,在敌强我弱,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均有敌人重兵把守的情况下,起义部队应当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转移。即便这样,起义部队依然充满了艰辛。当 9 月 23 日,工农革命军到达萍乡芦溪时,遭遇了敌人的袭击,总指挥卢德铭在指挥部队撤离时不幸牺牲。直到 29 日进入永新三湾并将部队整肃一新,再抵达宁冈茅坪,在得到井冈山军民的大力支持,部队安了家后,才真正具备了探求革命新路的基本条件,这一路下来,部队官兵显得异常艰辛。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必须直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因而,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变得十分黯淡的时刻,弱小的中国共产党武装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从霹雳一声暴动,到红旗插上井冈山,毛泽东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由文家市起步,莲花决策,引兵井冈,从军事意义上来说,既是撤退又是进攻,是从敌人力量雄厚的城市撤退,是向敌人力量薄弱的乡村进攻。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一个正确而伟大的战略转移。然而,毛泽东的“文家市转兵”却不被中央看好。1927 年 11 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起草的《政治纪律决议案》获得与会人员的通过。这个决议案指责中共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中背离了中央政策,作为事实上的湖南省委的中心,毛同志应负严重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 年 12 月 31 日,中共中央在《致湖南省委的信》中再次指出: “关于毛泽东同志所部工农军的工作,中央认为未能实现党的新政策,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要求湖南省委派人前去毛泽东部队中“改造党的组织,在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去任党代表”。正因为这个政治决议案缺乏对国内形势的准确判断及形成第一次“左”倾盲动错误,从而给井冈山根据地建设造成了不应有的重大损失,并在后来引发了系列连锁反应。这对毛泽东自然是极为严重的打击,但他的革命意志没有一点动摇,在误传被“开除党籍”的情况下,仍然积极地担当起师长的职务。之后,毛泽东奉湘南特委代表命令将部队开向湘南,配合湘南暴动。在前往湘南途中,毛泽东依然坚持深入群众、深入实践进行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在经过湖南酃县中村 ( 在井冈山边沿地区) 时,还停下来对部队进行整训、搞土改试点等,以民为师的深邃智慧,系统地分析井冈山时期的主客观条件和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并为日后做出正确决策打下基础。

       ( 二) 从当时的斗争进程来看,自从毛泽东于 1927 年 9 月 29 日引兵永新三湾进行改编伊始,一系列决策和行动表明,这支红军力量实际上已经开始踏上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道路,但这条道路却在一段时间内得不到认可,因而促使毛泽东必须及时地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总结和汇报,借此指明中国革命的方向 

       1927 年 10 月 27 日,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茨坪,把革命红旗插上了罗霄山中段的井冈山。井冈山地处湘赣两省的边陲之地,边界数县高山丘陵起伏连绵,远离中心城市,是敌人统治力量鞭长莫及的地区,便于革命力量得以保存和发展; 边界自然条件有独到之处,气候适宜,动植物的生长条件良好,可以为部队提供一定的物资给养; 这里还有扎实的群众基础,大革命时期,边界党组织曾获得过发展,农民协会力量壮大。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余部,在经过大小十余次战斗后,在这一带安营扎寨,完成了事关革命大局的战略转移,开始了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1928 年 4 月,朱德、陈毅又率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部队登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师,两军计万余人,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后改称中国红军第四军) 。从此,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井冈山根据地大力发展党组织,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巩固扩大红军力量,建立湘赣边界工农政权,使井冈山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建设自成一体,不惧敌人的封锁,傲然屹立于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第一个立足点。在这之前,毛泽东曾多次向中央和湖南省委写报告,提出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但未得到认可和批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只好做有关的准备工作,正如毛泽东所说: “在军队内部,朱德和我不得不同两种倾向作斗争: 第一种是要立即进攻长沙,我们认为这是冒险主义; 第二种是要向南撤退到广东境内,我们认为这是‘退却逃跑主义’。我们当时认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有二: 分田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我们要武装群众来加速这一进程。”[2]P55此外,鉴于边界“八月失败”期间,许多地方党政组织塌台,党内出现的机会主义现象,已经到了非加整顿不可的地步。于是,毛泽东、朱德等力主抓好党组织的整顿,在召开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中,毛泽东代表党组织作了主题报告,其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就是这个报告中的一部分,此后不久,毛泽东又以中共井冈山前委的名义正式向中央进行了汇报。报告从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割据地区现势、军事问题、土地问题、政权问题、党的组织问题、革命性质问题、割据地区问题共八个方面,全面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并对井冈山斗争实践在理论上进行了高度概括和总结,提出了建立根据地的正确政策,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建国后,编选《毛泽东选集》时,这个报告更名为《井冈山的斗争》。根据其内容及写作重点来看,可以视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细化版。 

       ( 三) 从当时的军事形势来看,井冈山军民虽然受敌人围困,但在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在斗争中取得了系列胜利,根据地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然而却因“左”倾错误思想及右倾机会主义、冒险主义思潮的干扰,井冈山军民旺盛的斗志一度转入了低迷状态,因而促使毛泽东不得不进一步在建党、建军、建政及土地革命等问题上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思考与实践论证,以此坚定广大军民的革命信念

       在井冈山根据地创建的初中期,井冈山军民在毛泽东、朱德等革命先驱的游击战术指引下,取得新城战斗、五斗江战斗、三打永新战斗的胜利,击破了敌人接二连三的“进剿”和“会剿”,党和红军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斗争经验; 生产上,因为开展了根据地的生产和建设运动,所以根据地建立之初遇到的部队给养、伤病员安置、军民关系的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 组织上,因为扩大和发展了党的力量和军事队伍,根据地一度进入了全盛时期; 思想上,也因较好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统一红军思想,队伍面貌焕然一新。但“左”倾思想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影响着根据地的发展。如,在引兵井冈的征途中,毛泽东与师长余洒度等人进行了不屈的争论和“斗争”,将队伍进行了改编,创造性地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推行“三大民主”和成立士兵委员会等重要的建军原则,使部队凝聚力空前增强。尤其是得到了井冈山“绿林”首领袁文才、王佐的支持,使起义部队在井冈山立住了脚。期间,因为毛泽东倡导实践调查研究,先后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三大任务”等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并在通过“水口建党”等措施加强军队内部党的建设的同时,抓紧恢复和发展地方党组织; 建立了遂川等三个县的红色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取得蓬勃发展之时,团长陈浩的叛变使毛泽东面临严峻挑战。随后的 1928 年 3 月,井冈山又经历“三月失败”。

       虽然一个月后的 1928 年 4 月,“朱毛”红军胜利会师,红军力量大大增强,革命根据地也很快地进入了全盛时期。然而,湖南省委特派巡视员杜修经要求井冈山红军贯彻分兵向湘南进军的盲动政策,使红二十九团差点全军覆没,加之二十八团营长袁崇全的叛变,队伍几乎濒临绝境,根据地再次惨遭浩劫,史称“八月失败”。这次失败影响甚大,不仅给井冈山军事根据地造成“农民分田,地主割谷”的严重后果,而且连永新、宁冈、莲花等根据地大范围内皆被占领敌人疯狂地烧杀报复,湘赣边界弥漫着白色恐怖。更为糟糕的是,红军主力之一的二十八团一些官兵对根据地的前途深感忧虑,甚至产生离开井冈山根据地而去赣南游击的思想。在此等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虽然井冈山军民已经开始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但是在这条道路的探索和开辟的过程中毕竟与中央的行动计划相违背,况且还是在失利后被迫进行的,既充满艰辛又缺乏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因此,一旦遭遇挫折,在革命队伍中就有不少人怀疑这条道路的正确性,缺乏信心,悲观失望。而上述的“八月失败”即是根据地存在系列问题并不断循环累积发酵所造成的。

        为了消除革命队伍中的悲观情绪和思想,从思想理论上正确引导中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深入根据地调查,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详尽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的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以及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消除了当时根据地党内、军内弥漫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思想和情绪,坚定了边界军民对敌斗争必胜的信心和信念,也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毛泽东两篇经典著作的理论精髓及重要影响

        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相继写下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文章中,首次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创造性的运用思想上建党的原理,创立中国革命的新理论和新战略,并及时总结他的政治和军事思想,不仅对我们党的工作中心转入农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我们党对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认识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同时,毛泽东还科学而又系统地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从而破解了井冈山红军生存和中国革命发展的难题,并初步形成了毛泽东的政治和军事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硕成果已经产生。 

        ( 一) 毛泽东首次提出“工农武装割据” 的思想,对我们党的工作中心转入农村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大革命失败以及我党领导的多次起义相继失败后的血的教训和悲观情绪面前,作为党的中枢机关如果不去研究新的情况,不去体察中国的国情,而继续坚持城市中心论,就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就会成为指导路线上的错误。毛泽东这时作为秋收起义的前线指挥员,面对的不仅是强大敌人的堵截,还有上级机关以至队伍内部的一些人仍主张冒险进攻路线,仍要执行上级攻打城市的计划。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力排众议,坚持从实际出发,放弃了攻打大城市的不切实际的计划,退却湘南,随后又作出引兵井冈山的重要决策。这不但挽救了这支起义部队,而且也挽救了中国革命。历史表明,这种退却决不是消极的,而是向敌人统治薄弱地区的更为深刻的进攻,为复兴中国革命找到了可靠的战略基地。这种果断而正确的决策,反映了决策者深厚的理论修养、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勇于开创新局面的革命精神,是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的。

       关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有关问题,毛泽东后来曾诠释道: 只有正确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与发展的问题,“才能既同那种怀疑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右倾悲观思想划清界限,又同那种认为可以无条件地在农村发动武装暴动的‘左’倾盲动错误划清界限” 。为此,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学说进行大胆的理论创新。他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 “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 1926 和 1927 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据此,毛泽东以革命家的豪情和信心描绘了中国红色政权的胜利前景: “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4]P81这些论述,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进行武装割据,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虽然,“就全党来说,这时还没有解决以农村为工作中心的问题,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解决这个问题奠定了基础。 

       ( 二) 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了从思想上建党的原理,引领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了一条崭新的建党道路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转向了农村。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党在农村的工作发展迅猛。为了工作的需要,党大量从农民中的优秀分子中吸收新生力量。结果,党员队伍的成分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党员迅速上升。到 1928 年 6 月中共六大召开时,全体党员人数已增加到四万余人,其中工人党员仅占 10% ,农民党员占 76% ,农民党员中还包括富农甚至地主。

       井冈山斗争时期,大量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被吸收到了党内,一方面壮大了党的队伍和革命的力量,另一方面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带进了党内,造成了党内思想的混乱。当时,在红四军党内就曾经出现过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井冈山斗争这条革命道路的开辟,使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新的环境和新的任务,党的组织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建设遇到了许多新问题。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赣南、闽西等根据地党的建设经验,并提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正确方法。他在两篇经典著作中就指出: “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因此“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思想建党。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对加强边界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极为重要的,也是其建党学说的核心和基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贡献。

       与此同时,毛泽东和边界特委十分重视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特别指出: “在党的改造当中,应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极力注意讨论和执行党的新政策,坚决与过去党的小资产阶级、自由独立、浪漫的分子( 原文如此———笔者注) ,严密防止‘独立国’的倾向。” 此外,毛泽东特别强调加强党内教育,不断灌输无产阶级思想。井冈山斗争时期先后创办了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和军地党团活动分子训练班,教学课程除了学军事,就是学政治, 毛泽东还亲自给大家讲政治课。

       经过在实践中的不断探索,毛泽东成功地解决了如何把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的党建设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一重大问题,探索了落后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奥秘,初步形成了党的建设的基本思想,从而走出了一条崭新的建党道路。 

       ( 三) 毛泽东创立了中国革命的新理论和新战略,使我们党对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认识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

       “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之中,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怎样才能巩固和发展? 这不仅是个尖锐的实践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毛泽东带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创建了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虚心向群众请教,不断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另辟新路,及时组织和领导了秋收起义,把队伍带到井冈山,创建了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他所起草的包括《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经典著作在内的报告或决议中,从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农村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四位一体地深入探讨了中国革命道路这个主题。这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的,国际共运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是毛泽东同志的独创。在当时形势下提出这个理论和战略,是需要有极高的理论修养和政治远见的。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决不是偶然的,一方面他有很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掌握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另一方面,他深刻理解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特别是对我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经验教训有深刻的理解,因而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摆脱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束缚,透过极为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提出适合我国情况的革命理论和战略,把革命引向正确的道路。由此,也就懂得他为什么能力排众议,坚持并实践这一理论和战略。当时的反对议论来自他的“顶头上司”,来自当时的党中央和湖南省委领导,其分量是非常重的。当然,也不是只他一人坚持,当时不少领导人包括朱德、陈毅等同志是赞成和支持他的理论和战略的,并对创立新理论和新战略作出了贡献。 

       ( 四) 毛泽东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并破解了井冈山红军生存和中国革命发展的难题,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路线已初具雏形 

       “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种疑问,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右倾悲观错误思想,虽然提出疑问的只是革命队伍中少数同志,但是在当时颇有影响。原因是因为井冈山斗争时期,由于党内及红军中有部分人缺乏对时局的正确认识,存在着错误的估量,因而对党与红军所处的形势与环境产生悲观的念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甚至不赞成在军事上先争取江西,也不赞成用红色政权的巩固与扩大去逐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这些革命悲观者认为,必须执行在“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 的行动理论。毋庸置疑,这一理论是错误的。

       当然,少数革命同志的忧虑不无根据,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和对革命人民极端残酷的镇压,中国革命转入了低潮。斗争过程更可谓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而斗争环境也一直异常艰苦: 敌人在军事上频繁“会剿”,经济上严密封锁,斗争十分残酷,红军和根据地群众的生活常常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党内错误路线的干扰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几度使根据地的斗争濒临绝境。凶残的反动势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行了“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疯狂烧杀政策。在这种严酷的斗争形势下,井冈山军民抱定革命必胜、共产主义理想必定实现的信念,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井冈山根据地就是在这种敌我力量对比非常悬殊,又处在白色势力的重重围困的情况下建立的,并保证了湘赣边界的红旗始终不倒。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不仅进一步从理论上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而且还指出中国的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并得到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头一条就是“军阀混战。”当时有美、英、日、法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各自在中国扶植他们的利益代言人,这些代言人就是大大小小的军阀。这些军阀在镇压工农革命方面是一致的,但他们之间也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导致了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封建割据,如直奉战争、李唐战争、蒋桂战争等等。因为“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 力。 因 此,小地方政权得以乘势产生出来。”[4] p51随后他又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深刻地指出: “在统治阶级政权的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割据地区对四周统治采取不同的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例如两湖在李宗仁唐生智战争时期,广东在张发奎李济深战争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 ……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至于策略之所以错误,全在未曾把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分别清楚。”[4] p57客观事物的发展,正如毛泽东的断言,巩固扩大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是国民党第三军与第六军在江西樟树发生混战的时候; 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时候,也是“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 的时候。正因为毛泽东善于利用敌军营垒之间的矛盾,以造成对革命事业的有利之机; 也正因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问题始终有着清醒而独到的认识,因而毛泽东不仅科学地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树立了井冈山军民的勇于斗争的信念,而且还破解了井冈山红军生存和中国革命发展的难题,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路线已初具雏形。 

       ( 五) 毛泽东总结了他的政治和军事思想,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

       党自成立那天起,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我党要探索的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所阐述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作为“重要思想”提出来的。后来就称之为路线,也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概括的“有根据地的,有计划的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从这不难看出,毛泽东关于井冈山斗争的基本理论实际就是坚持共产党领导,扩大人民军队,实行土地革命,建设红色政权。这“四位一体”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而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所阐述的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根据地的发展形势,湘赣边界的区域优势、巩固扩大根据地的方针政策,其中约有三分之二的篇幅重点阐述了根据地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所以说,井冈山斗争的全部理论与实践就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硕成果。

       三、小结从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撰写的两篇经典的著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毛泽东的伟大不仅在于他对中国革命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更在于他深邃的战略眼光,善于通过理论创新引导中国革命的航向。他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的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以及“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消除了当时根据地党内、军内弥漫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思想和情绪,坚定了边界军民对敌斗争必胜的信心和信念,也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中国革命正是沿着这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辟的新道路,从井冈山到瑞金再到延安,最后走向了全中国。

       井冈山斗争亲历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谭震林曾亲笔撰文赞颂毛泽东: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对于我国革命的胜利,对于创立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有其特殊贡献的。他几次在革命最危急的关头,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根据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采取新的战略,挽救了革命; 同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首要的有决定意义的指导思想,就是提出了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创立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新的革命理论和战略。从此,我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并不断取得胜利。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我国革命立下的大功劳,我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6]诚然,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我们党的建设还很不完善,制度也远不健全,但是留下的宝贵经验经过战火的洗礼与检验,是我们党的永恒财富,我们应当永远坚持和发扬这些宝贵经验,使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

  [参考文献][1]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上) [Z].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2]毛泽东自述[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 1 卷( 上)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4]毛泽东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6.[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5 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谭震林. 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N]. 人民日报,1983 - 12 - 07. 

The Writing Background and Profound Effect of Mao Zedong’s Two Classic Works in the Jinggangshan Period He Xiao - wen ( Exhibition Room of Compilations& Studies,Jinggangshan Revolution Museum, Jinggangshan,Jiangxi 343600,China) 

Abstract: When Mao Zedong was writing his two classic works Why China’s Red Regime can Exist? and The Struggle in Jinggangshan,it was the time when the revolution fell in the low tide,all kinds of contradictions came out,the revolutionary bases were heavily beaten,and the situation of struggle became more complicated and varying. According to his own experiences and long - term revolutionary practice,Mao Zedong incisively analyzed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 with rational thinking from a strategic height,systematically summed up and generalized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creating the Jinggangshan Revolutionary Base,scientifically formulated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for the existence of red regime in China,creatively brought forward the thought of“independent regime of armed workers and peasants”,primarily and explicitly answered the doubt“how long the red flag could be raised”,clarified the military and ordinary people’s implicit consciousness about Chinese revolution,eliminated the disturbance of wrong thoughts,dissolved the deep - level contradictions in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and thus solved the dilemma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Key words: Mao Zedong; classic works; struggle in Jinggangshan; profound effect 

( 责任编辑: 贺文赞)